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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范式：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立场时间:2017-04-28 12:40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点击: 次摘要：混合方法是作为定量和定性方法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出现的，但被称作“第三种研究范式”并不合适，目前处于萌芽和发轫阶段的混合方法研究尚不具备“范式”的特征要件，其作为方法论体系的哲学立场和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目前也未形成普遍共识，实用主义只能对混合方法的相容做出实用性解释，而缺乏对21 世纪世界科学革命、思想变革的深刻理解。“复杂性范式”是一种具有世界规模的科学哲学思潮，作为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立场被提出，能够从认识论基础、策略指导、世界观图景等层面为不同研究方法跨学科、多技术集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辩护。
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轮番登场中渐进发展，实证主义阵营和建构主义阵营的“范式之争”此消彼长，诸多参与论战的斗士们彼此攻击、质疑，难以相容和相互理解。20 世纪末，混合方法的出现使得一些著名的强硬派发出了求同存异的信号，“1950 年以来，社会科学得到了极大发展。伴随着这些发展，如今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重大题域是死守在一种方法之内开展研究工作的。”[1]2014 年，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R. Burke Johnson）和奥屋格普兹（Anthony J. Onwuegbuzie）在美国《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杂志中撰文明确提出“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并将混合方法定义为“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2] 混合方法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就其研究策略、研究模型、研究步骤展开探索，被冠以继定性和定量方法之后的“第三条道”（Gorard Stephen & Taylor Chris, 2004）、“第三种研究范式”（R Burke Johnson & AnthonyJ nwuegbuzie, 2004）、“ 第三次方法论运动”（Abbas Tashakkori & Charles B. Teddlie, 2003）和“第三种研究”（Charles B.Teddlie & AbbasTashakkori, 2008）[3]等各种夸张的头衔。混合方法库恩提出“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这一观点，但对“范式”概念的使用显得混乱而不够严谨，遭到一系列的批评和质疑，甚至有学者提出：“根据统计，他在《结构》（1962）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可能只多不少。”[6]在1965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英国科学哲学协会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波普、费耶阿本德等学者针对“范式”概念的模糊性、保守性和非合理性提出尖锐批判。在后来的《再论范式》（1974）、《对批评的答复》（1969）和《后记》（1969）等文章中，库恩不断回应外界对“范式”概念理解的质疑，也不断纠正个人的认识混乱，逐步厘清语言表述和意义理解上的“范式”概念。在《后记》中，库恩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5],p.157）、“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5],p.163）以及“范式是共有的范例⋯⋯”（[5],p.168）是一种拥有属于专属哲学假设和理论立场的系统方法论吗？抑或是一种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设计和技术策略？混合方法究竟是两种具体方法混合还是两种哲学立场的相容？这些问题都为社会科学探索方法论变迁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范式之争”与“范式澄清”
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式之争从19 世纪中期发端，到20 世纪20、30 年代开始在社会学领域中显现，再到60 年代在心理学界引发论战，总体表现出定量研究的强势支配和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批判并存。这一争论绵延至今，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关“范式之争”的讨论近乎于白热化。“范式”概念因其新颖性、模糊性和实用性被泛化使用，一些热衷于追捧“库恩思想”的人经常将其与学科、领域、理论、视角、方法、规范等概念混用，甚至等同于分析手段和测量工具，“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历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以外，使知识分子共同体普遍受到了感染，任何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被称为了范式”[4]。“范式”概念在被过度使用的同时，其功能也在被功利化。从认识世界到规范纲领再到知识生成，“范式之争”不断成为学科之间党同伐异的口号，“不可通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被歪曲为学科壁垒和方法藩篱。托马斯· 库恩（Thomas Kuhn）从1947 年在哈佛大学研究理论物理时对科学史观的研究萌生兴趣，通过《哥白尼革命》（1957）一书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进行探索，分析哥白尼革命过程的内部科学因素和外部社会历史条件。他一反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和理性批判主义，开启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学派。1962 年，受到假设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证伪主义影响的库恩将一个完整的库恩科学观呈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以此描绘和解释科学发展、科学革命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在随后的科学观“系统化”过程中，库恩强调科学不再“只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5],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