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对此理论问题之重要性有所关注并富有独特见解的，是兼宗儒法的礼学大师荀况。《荀子·君道》讲:“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虽博，临事必乱。”显然，荀子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法律绝非一连串零碎法条的简单累加，在著之图籍、设之官府、布之百姓等形式外观背后，存在着一个更需加以重视的法学理论的逻辑构建问题。只有依照特定的抽象原理即“法义”将数量繁多的法律条文即“法数”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有效运转的法律体系，这就像是用一根红绳将一粒粒珍珠串联起来一样。然而遗憾的是，荀子的主张终为淹没于历史喧哗中的先声，并未得到后世之重视，遂生出秦汉时严重的法制困局。荀子虽无实践经验，却隐约预见到了后世秦汉法制之弊。

      由此可见荀子之先知先觉。其理论敏感性与理论洞察力，远在商君、韩非等法家学者之上，亦远非后世秦汉律家所可匹及。实则荀子之后，秦汉法律之学并非没有发展，只不过当时学者在关注宏大法哲学命题之后又急转直下，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法律注释、司法释疑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之上。这既表现出秦汉法学极强的实践精神，又反映出其明显的理论匮乏。秦之《法律答问》体现的就是这种以指导司法实践为主导的法律解释倾向。